外交记忆 | 在格瓦拉家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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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良 曾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

在外交官的生涯中，参加宴请是常事，但在格瓦拉家中的那次做客，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让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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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以卢绪章为首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古巴，格瓦拉到机场欢迎，前排中为黄志良。

记得那是1960年7月，当时我随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为首的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革命刚胜利不久的古巴。古方负责接待代表团并与卢绪章会谈的主要官员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那时他已不再担任首都警备司令，而奉调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要职。

革命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古巴人民又面临新的严峻挑战：重建经济，战胜美国封锁可能造成的困难。

▣ 切·格瓦拉

格瓦拉临危受命，担负起了革命政府中主管经济的重要任务。我们在古巴的第一个星期里，几乎同格瓦拉朝夕相处，白天会见、会谈、签约、参加集会，晚上经常一起出席各种社交活动。

我注意到格瓦拉在古巴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可以说仅次于卡斯特罗总理。无论他到哪里，群众都会发自内心地向他欢呼，亲昵地称呼他“切”，表达他们的拥戴，而格瓦拉本人则总是表现得十分谦和。

在我与古巴人接触中，听到过许多关于“切”的传奇式故事。总之，大家印象中的“切”，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勇敢的游击英雄，杰出的古巴国家领导人，他总是身穿橄榄绿军装，腰间佩着手枪，有一股让敌人望而生畏的威严。

▣ 1961年时任古巴总统多尔蒂戈斯与切·格瓦拉参观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左二为黄志良

在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哈瓦那期间的一天晚上，格瓦拉少校邀请卢绪章团长携带一名翻译到他家中“吃便饭”，于是卢部长和我两个人走进了格瓦拉的家门。

这次做客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使我得以窥见这位传奇人物个人生活中的另一个侧面。

应该说，那是一次既平常又不寻常的晚餐。说平常，是指那晚没有高规格的排场和过分丰盛的肴馔；说不寻常，这是一次打破了外交礼仪，完全是家庭式的非工作便宴。

格瓦拉从未在家中宴请过外国宾客。我们到了他家才知道，这次晚宴不单为款待中国朋友（古方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正式宴会已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举行过），同时也为他次日即将返回阿根廷的老母亲践行。所以，卢团长既是主宾，又是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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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2月，格瓦拉和夫人阿莱达同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人员一起参加“星期日义务劳动”，建造平民新居。右二为黄志良。

格瓦拉的家就在市内著名的贝达多区，那里是革命前哈瓦那富豪们集居的高级住宅区。可是他住的那幢两层楼房却极其平常，既没有漂亮的花园，也没有豪华陈设，会客室同餐厅加在一起也不过四十来平方米。

关于住房，格瓦拉有次曾向报界作过解释，说他作为起义军军官，月饷125比索（相当于125美元）是租不起豪华别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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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马奇、站立着的小阿莱达、小伊尔达、在爸爸怀里的卡米洛和孩子们的一个小朋友。

同格瓦拉住在一起的是他的古巴夫人阿莱达·马尔奇、一个前妻所生的4岁多的女儿和临时来古巴探望他的母亲塞莉亚。家里没有专门招待员，给客人送酒端水的是他女儿的保姆。

我们一到，格瓦拉的母亲就从楼上下来，一同入席。格瓦拉解释说，他的母亲身体欠佳，不能久坐，让我们边吃边谈。事后，我们才知道，老夫人几年前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医生预言她至少还能活十六七年。

▣ 切·格瓦拉与妻子阿莱达·马奇

一张长方形餐桌摆了五把椅子。格瓦拉安排母亲坐在主人位置上，请卢团长坐在老夫人左侧，我坐在卢团长左边，他自己坐在母亲右侧，他右边是夫人阿莱达，但这个座位几乎一直空着，因为阿莱达一边忙着来回为宾主换盘上菜，一边还要照看尚未入睡的孩子。阿莱达是个美丽的古巴青年妇女，在游击区同格瓦拉认识并结婚，是他的战友和秘书。

晚宴是地道的飨客西餐，一道菠菜汁奶油汤，一道凉拌海鲜，主菜是煎牛排。我们吃得很随意，很开心，席间气氛更是非常亲切。

▣ 阿根廷《妇女》杂志在古巴革命胜利时采访塞莉亚的照片。

格瓦拉的母亲50岁出头，鬓发已斑白，清癯的面容端庄慈祥，谈吐温文尔雅。

老夫人名叫塞莉亚·德拉赛尔纳·约萨，出身阿根廷一个名门望族，受过良好教育，自从与建筑工程师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结婚后，她便把全部的爱倾注给了她的丈夫和五个孩子。

切·格瓦拉就生长在这个生活富裕而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家庭里，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

在西班牙内战时，格瓦拉家站在共和派一边，结交了许多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拥护同盟国，反对纳粹法西斯。在国内，他们一向同情劳苦大众，但格瓦拉父子从未参加过阿根廷的任何政党。

▣ 1959年1月9日，在哈瓦那“何塞·马蒂”机场塞莉亚与儿子格瓦拉重逢。

我们和格瓦拉的家人虽系初次见面，却有一见如故之感。卢绪章副部长和老夫人亲切交谈着，问她多久没有见到儿子了，想不想念？

“六年没有见到这个儿子了，哪能不想念？”说起儿子，老夫人显得格外兴奋，眼睛都发亮了。

她说，1953年7月，她和丈夫老格瓦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火车站送别儿子远行时，“切”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现在变得成熟了。

这六年里，她天天思念儿子，常为他的安危担惊受怕。儿子到哪里，她就关心哪里的形势，寻找报刊上有关的消息。

格瓦拉也总是不忘给母亲写信，不管到哪里，他总要给老母亲写上两句，有时用调皮的口吻，有时用只有他们母子二人才能懂的双关语。这使母亲感到十分欣慰。

说到这里，老夫人用慈祥的目光看了看儿子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不是因为他成了世界上的有名人物，而是因为他有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

▣ 格瓦拉在练习打棒球

或许是因为这母子二人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别离，老人家常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

她说，格瓦拉自小聪明好学，两岁得了哮喘病，不能正常上学，由妈妈为他补课。他要比别的孩子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取得优异成绩。在母亲指导下，他读了大量课外读物，12岁时就具有18岁青年的文化程度。

“切”自小富有正义感，常为小伙伴受欺侮“打抱不平”而与大孩子打架。他从小就喜欢冒险，爱做那些一般孩子不敢做的危险事情，因而很早就培养出了沉着冷静、果敢处理危机情况的能力。为了战胜疾病和锻炼意志，少年格瓦拉特意参加足球、橄榄球、游泳、骑马、远足、登山等一类剧烈的运动。

▣ 塞莉亚同格瓦拉和贝娅特里斯姑妈在乌拉圭

微笑着在一旁静听母亲讲述他少年往事的格瓦拉，这时打断了母亲的话头，亲了亲老太太的手，风趣地对我们说：“我非常爱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她把她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了我，惟独这个不好。”他指了指自己的胸部，意思是说他的哮喘病。

的确，格瓦拉的这一痼疾使他在战斗的一生中经受了比任何人都要多的痛苦，有好几次还差点因此而丧命。格瓦拉告诉我们，越是战斗激烈、情况危急时，这病越发作得厉害。他在那次“格拉玛”号远征途中就哮喘大发。他本应作为医生照顾别人，结果是一路上别人照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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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

他还讲了个故事，说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有次他率领一支游击队去袭击巴蒂斯塔军队中最凶残的莫斯克上校的部队。在完成任务撤退时，留下他一人。

他藏在一块巨石后面，躲避敌人搜山。他想，这回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打死，准得被哮喘折磨死。幸亏没有被敌人发现。几小时后，他哮喘减轻，才在一位躲藏在附近的战友搀扶下脱险回营。

▣ 骑着骡子行军

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时写的《日记》中多处提到：“哮喘折磨得我好苦” “我的哮喘病正在剧烈发作” “经常剧烈咳嗽，痛苦难忍，多次像死了一样瘫倒在地”。

据在玻利维亚实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分析，格瓦拉在被俘前二三个月里病情很重，身体孱弱，有时不得不骑着骡子或马指挥战斗。要不是因为疾病和体弱，10月8日那次遭遇战中，格瓦拉是完全可能突围脱险的，哮喘病竟成了敌人的帮凶。

▣ 儿时的格瓦拉

“因为他从小有病，又特别聪明，在几个子女中我最疼爱的就是埃内斯托。”塞莉亚太太继续说。

这时，格瓦拉给客人和母亲分别添了些菜，接过母亲的话，动情地说道：“这么多年里，妈妈为我的毛病和安危操碎了心，而我这个狠心肠的儿子却抛下了多病的老娘浪迹天涯。按照你们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我该算是个不孝儿子吧！”

卢团长忙说：“哪里，哪里，你们是革命的儿子、英雄的母亲，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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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瓦拉与妻子阿莱达（站立者）、母亲塞莉亚（右）以及孩子们在一起。

格瓦拉接着又说，他非常希望跟母亲在一起多待一段时间，但他和阿莱达工作都太忙，又常出差，实在照顾不了妈妈，不得不送她回家乡。

这时，格瓦拉的女儿由阿莱达领着，喊着“爸爸、奶奶”，走过来道晚安。格瓦拉一把将她抱到怀里，亲昵地吻了又吻，又让小姑娘跟奶奶亲亲，还教她喊我们中国“蒂奥（伯伯、叔叔）”。

母子情、父女爱充满了这个温馨的家。我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感动了。在许多人看来，格瓦拉经过长期的残酷斗争，已变成了一个铁石心肠的硬汉子。有谁知道，这个革命战士的感情竟是那样的细致入微，心里装着那么多的爱。

我相信，他不只热爱自己的母亲、女儿和妻子，更加热爱千千万万拉美人民的母亲、子女和家庭。他甘为美好理想献身的动力，不正是源于这种动人心弦的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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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莉亚与“小 切·格瓦拉”

两个多小时的晚宴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我们担心老人会太累，而且我们觉得应该把更多时间留给这对即将别离的母子，便起身告辞。

格瓦拉和他的家人把我们送到门口。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们和这位可敬的母亲热烈拥抱。同时，对格瓦拉这位革命者的伟大胸怀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后来我从一些朋友处获悉，格瓦拉的母亲自1961年从古巴返回阿根廷后，在报刊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应邀到处作报告，介绍古巴革命的情况，受到了进步人士和团体的欢迎。

但她也遭到了政府当局的迫害，甚至被关了两个月监禁，还被迫流亡到邻国乌拉圭。她的惟一“罪过”就是因为她是切·格瓦拉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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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果打游击时，开设“文化进修班”，讲授法语和算术。

过了几年，格瓦拉去了非洲刚果，等待时机去玻利维亚，从那里再去阿根廷实现他解放事业的理想。格瓦拉没有把他这一计划告诉妈妈。

在格瓦拉从报刊、电视和公众场合消失后不久，塞莉亚病倒了，监狱生活和思子心切加重了她的病情。

在病床上，她通过报纸和广播继续关心拉美局势。同时她不断要求打电话到古巴去，她要知道儿子的情况，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回话，不答复她的呼唤。这一切使她焦虑不安和痛苦。

1965年5月18日，57岁的塞莉亚·德拉塞尔纳与世长辞了。她在弥留之际，还喊着埃内斯托的名字。卡斯特罗把塞莉亚逝世的消息辗转告诉了在丛林中战斗的格瓦拉。格瓦拉听到这个消息后，坐在一块石头上，沉思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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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格瓦拉英勇牺牲已几十年，但其革命精神、人格魅力及在他家做客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仍常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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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外交官》 作者 | 黄志良

图片 | 《外交官》 网络 编辑 |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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